周新国:现代口述史与新编地方志

作者: 时间:2019年08月19日

史料与口述史料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永不复返的客观发展过程。就历史事件和人物而言, 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 随后便消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它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多次重复实验。因此, 人们认识、了解过去, 只能靠过去历史遗留的史料。

  史料是过去社会在物质、文化和社会运动等方面,包括自然界本身所遗留的记载和遗迹。它可分为三大类:文字史料、文物史料、口述史料。地方志就是重要的文字史料;个人和国家收藏以及出土的文物是文物史料;口述史料主要指经过口传或为后人记录成为史料的民间传说、社会歌谣、历史人物讲话、录音录像以及访问调查的原始资料, 对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被称作口述史学。

口述史学的形成

  早期口述史在形态上多为口述史料, 在古代中国和外国都有。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 史官“左史记行, 右史记言” , 这里的“言” , 就是口述史料。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中有不少口述, 如《诗经》《楚辞》《论语》等书记载的口述、歌谣等。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更是大量使用口述史料, 从其所撰的“本纪” “世家” “列传” 中均有反映。清代顾炎武编纂的《日知录》中也有大量的口述史料。而蒙古族中流传的《格萨尔王》则是代代相传的早期口述史。同样, 《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西方早期口述史的代表作。

  现代口述史学亦称现代口碑史, 或称现代口碑史学, 它是在20 世纪中叶逐步形成的一个新史学流派, 它主要指: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 以笔录、录音或录像等方法并以史学研究为基础, 收集整理的以传记为主的人物、事件或典制等成果, 在记述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并反映历史事实的同时,还具有面向社会下层和大众化的新的历史理念。它在具有史料功能的同时也有史学研究成果的意义。

  西方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建立在20 世纪30 ~ 40 年代前后。1938 年, 由新闻转行历史的美国学者爱伦·芮文斯在其所著的《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提出了“口述历史学研究” 的理念和呼吁, 并于1948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现代口述史研究室、档案馆。该校口述史档案保留的对张学良的采访, 曾经震动了中国和世界。1953 年,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成立类似的口述史博物馆。1957 年, 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口述史料汇编》。1967 年, 美国口述史协会成立, 其协会会员可以说遍布全美。1987年,国际口述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并定期在欧洲举行会议。  

  概括起来,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建立的标志至少有这样几个:一是它在记述重要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并反映历史真相的同时, 还具有面向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下层的新的历史学理念。二是采用笔录和音像录制等新技术并结合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而完成的大量而丰富的面向全社会包括社会精英和下层的口述历史的实践。三是有了较为广泛的学术研究组织和工作部门或机构。四是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规范、法律规范。五是构建了较完整的口述史学理论。

  传统口述史与现代口述史学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口述历史的记录, 并以口述和文字为基础形成史料或史学著作而代代相传, 有的还形成了以音像为载体的史料或史学著作。其不同点也是明显的, 概括起来至少有这样5个方面:

  一是方法手段不同,传统口述史口述代代相传,辅以笔记;现代口述史学以口述、笔记、录音、录像、光盘、电视、电影等为主。二是理念不同,传统口述史记述社会精英、王侯将相等;现代口述史记述整个社会从社会精英到各个阶层,尤其重视社会下层以及习俗等。三是成果不同,传统口述史的成果主要是代代相传的传说或在部分著作中作为史料;现代口述史的主要成果有实践成果(著作、资料汇编、录音、录像、电影)和理论成果。四是组织机构不同,传统口述史没有组织机构,现代口述史有专门机构,如口述史协会、口述史档案馆、口述史博物馆。五是工作规范不同,传统口述史没有工作规范,现代口述史有完整的工作守则、工作规范、法律规范等。

中国口述史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史学界已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调查和访谈的口述史实践,其成果如中共的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要人的回忆等, 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1958~1960 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山东省有关县市开展的调查义和团活动情况;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博物馆合作调查天津地区郊县村镇, 访问123位义和团骨干、千余名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 记录了80 万字资料。1957~1960年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师生调查辛亥革命时期江苏的情况并出版《辛亥江苏地区史料》,1991年重新调查续编《辛亥江苏光复》;1961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做了对洪江会调查,形成《洪江会调查报告》《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并于196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规模最大的是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 这是文献资料与口述史资料的结合, 收集了从晚清到民国重大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资料, 共出版150 多辑,它将调查访问、笔录和回忆共同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口述历史的风格, 虽不一定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 但其总体上可纳入口述史学实践的范畴。

  这一时期,总体看来传统的口述史实践成果完成较多,而以现代口述史学理论支撑的成果较少;参与采访、调查的人数较多,但真正符合现代口述史学工作规范、法律规范和技术规范的人员较少;各地区、各部门的行动较多,而全国统一组织的行动较少,尤其缺少统一的规划和缺少全国的学术组织、机构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学与国际口述史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始接轨, 并在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现代口述史学的形成。1986 年箐舜在《西北大学学报》第3 期发表了《口碑史学的方法评析》一文, 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述(碑) 史学的文章, 着重介绍了汤普森的口述史观点“人民的历史”。

  现代口述史理论推动了中国当代口述史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一些报刊杂志如《光明日报》《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分别专门开辟口述史学专栏。这时期还形成了一批现代口述史成果: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荘《最后的记忆:16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等。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学术会议不断召开,口述史的实践成果全方位呈现。如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设有《口述历史》栏目,在《大家》《见证》《面对面》等栏目中也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法。网络、报刊、出版中也以各种方式呈现口述史的成果。口述史的热潮呈现三个方面特征:一是口述史被运用于史学研究以外更多的领域,二是自下而上的民众口述史的初步形成,三是就口述史发展的全国不同态势来说,目前北京、上海、吉林、江苏、浙江、四川、山西、广东,大致形成了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的八个区域,各具特色。

  目前,江苏口述史内容众多。包括抗战国共老兵口述、日军江苏残暴罪行口述、新中国建立后江苏合作化口述、江苏对私改造口述、江苏改革开放口述等等。

口述历史工作规范

  严守道德伦理。一是口述历史访谈者必须具备史学的基本道德操守,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尊重同行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人,尊重隐私。二是明确访谈者对于受访者应尽的责任,必须告知受访者该口述计划的目的和程序以及预期用途,双方的责任和权益及可能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三是访谈者对于公众应尽的责任,保持口述资料的客观完整,公开后访谈者和受访者依照协议共同对口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四是访谈者对于赞助者应尽的责任,在坚持学术客观性的基础上,应该充分尊重赞助机构或委托机构的要求,尤其是必须履行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

  遵循法律规范。一是遵守法律规定,以双方约定为前提,厘清口述成果的著作权。二是遵守道德,以法律为准绳,避免口述访谈对第三者的诽谤。访谈者秉承客观公正的学术道德准则,不妄评价,不乱评价;尊重历史,尊重他人。三是尊重人格,以公民权利为依据,尊重避讳,谨防侵犯他人隐私权。尊重民俗、民族以及宗教传统,尤其是相关避讳的观念习惯。熟悉我国《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中关于对公民隐私权法律条文。尊重习惯,遵守法律,不侮辱、不丑化他人,不随便宣扬他人隐私。

  规范访谈流程。搜集、查阅、整理有关访谈计划所涉及的有关资料编写访谈提纲,设计访谈问题,并提前将访谈提纲送达受访者。访谈提纲的制定一般包括:受访对象基本情况,包括家世、籍贯等。与访谈主题有关的时代、社会背景问题。根据访谈选题,设计具体的问题。关于“时间”、“地点”、“数字”等的具体细节问题。

  谨慎对待资料处置。一是口述资料的编辑、整理以尊重受访者口述原始资料,不删改、不添加为原则。二是口述资料的保存、归档按照相关档案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文字稿一般一式三份,都应有访谈者和受访者的认可签字。三是口述资料的发表、公开以事先约定和法律协议为依据,注意版权问题。

口述历史与新编地方志

  口述史在地方志编纂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是口述史为新编地方志补充内容。过去地方志以文献和档案为主流,现在应当考虑补充口述资料,使其内容更完整、更全面、更系统,并可与文献、档案相互印证。二是促进开门修志,更加体现人民性。将普通人的生活、社会变迁和人民大众对历史认知记载入志,体现“修志依靠人民”的观点,体现“自上而下修志”与“自下而上修志”的结合,凸显人民的主体地位,增加了社会公众参与,比如网络平台全方面收集修志资料,体现了开门修志。三是增加了方志的可读性。方志由于体例的要求,常使人感到呆板、不生动,而口述史的入志,属于“私人记忆”,其补充的细节、口语化使之更接地气,有可读性。

  口述史工作的采访、录音、录像、编辑整理、研究等,与传统方志编纂是大的飞跃;口述史资料的编辑入志也增加了方志的教化、存史、资政的可能,使工作领域拓展。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需要慎重选择入志的范围,选择“三亲者”(亲历、亲闻、亲见)的口述资料,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记述时可直接考虑传承人,同时在工作方式也要考虑上门采访、集体座谈、组织课题等。

  (作者为扬州大学原副校长、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江苏省地方志学会顾问)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方志江苏)